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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我同莲勋到何先生家拜年时，翻看“客厅”茶几上放着的一本书，里面有她参加一个会议的照片；何先生说她挺喜欢这张照片，但是记不得是什么时间拍的。我告诉何先生，这是1978年9月她在第一次高空气球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照片。何先生有些奇怪：“哦，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其实，我对时间的记忆能力是很差的。文化革命中被责令写交待，仅仅几个月前的事情，我就记不清日期。但是，30年前的这次会议我却记忆犹新。那时候，文化革命的动乱才刚结束，高能所宇宙线研究室的一些年轻人（我是其中年龄最大的），联络大气所、空间中心、紫金山天文台等，想通过建设高空科学气球系统，推动空间天文和其它空间科学探测在中国的起步和发展。会议在高能所主楼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举行。当天，科学院的一位领导也来高能所视察，行经二楼走廊，看到这间会议室门口张贴的“中国科学院高空气球工作会议”的小条，很生气，历声斥责高能所领导：为什么不集中力量确保高能加速器建设任务，还要搞什么气球？！也许那位院领导并不知道何泽慧先生也在会并且在热情洋溢地讲话。
（1978年何泽慧先生在气球工作会议上）
1979年，宇宙线室天体组贾恩凯被公安部门以文化革命中犯有严重罪行为由抓走了。贾是气球系统建设的一个主要骨干，正直、热情、能干，具有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使命感，是一个难得的青年人才。文化革命这几年，我在云南高山站，深知由党政军内矛盾引致两派群众斗争的严酷及后遗问题的复杂。
当时贾只是云南的一个中学生，在党和领袖的鼓动下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运动。在我们国家，在一个长时期中，毁掉一个人何等容易，而挽救一个人又何等艰难。按惯例，被捕者要被单位开除党籍和公职；当时，天体组企图营救他的一批年轻人自己也处境困难。在这个时候，何先生找到所政工部们，要求他们爱护科研人员，明确地申明她要保这些青年人，包括贾恩凯。（……三年后，贾被无罪释放）。
这就是何泽慧先生的风格。
（80年代初钱三强、何泽慧先生在香河气球发放场）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年轻人已很难体会当年站出来讲这番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其实，最困难的还不是有承担风险的勇气，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持独立思考和正确判断的能力。1807年，黑格尔写了一篇短文“谁在抽象思维？”，论证抽象地思维就是幼稚地思维，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凶手被押往刑场。在常人看来，他不过是个凶手。女士们也许会说，他还是个强壮、英俊的人。大众会斥责这种说法骇人听闻：什么？凶手英俊？你们肯定比凶手好不了多少！经历了百年衰落和屈辱，中国在1949年终于走上复兴的道路；而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群众（包括知识分子）依照领袖、执政党和国家机器给事物的政治标签“抽象思维”，成为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潮流。而何泽慧先生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她禀承报效祖国、追求真理的初衷，热心扶持幼小的前沿交叉学科，挺身保护困境中的科研人员；如此地自然而然，对她而言，压力和风险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在何先生那里，科学研究就是探索自然的本来面目，如此而已；她崇尚原创，心仪“捆绑式实验”，珍视第一手的原始数据，而从不理睬那些流行的种种花样。权位和来头，排场和声势，以及华丽的包装，对何先生都没有作用；她会时不时像那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句不合时宜而又鞭辟入里的实在话。
爱因斯坦在纪念居理夫人的文章中写道：“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半个多世纪，潮涨潮落，中国的社会和科学发展走过曲折的道路。
成绩是举世公认的，而其中求实和原创精神的失落也开始被注意到。在反思中，一位人文学者说过：“有人说，自从进入20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
在有幸受到何先生教诲的30多年中，我的脑中也多次浮现出这样一句话：
我们有何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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